非洲猪瘟之战：95万头猪的遗愿

散户养殖是不是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传播的罪魁祸首呢？

这次非洲猪瘟在我国的传播，背后反映更多的，是产业安全的问题。

安全的食品主要是靠种出来或者养出来的。可以说，非洲猪瘟给了我们一个窗口，来洞悉生猪养殖这个巨大的产业。

首先是养殖模式的问题。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显示，我国是生猪养殖和产品消费大国，每年生猪的养殖量和存栏量都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，国内猪肉的消费量更是占到总肉类消费的60%以上。

而从养殖规模来看，存栏500头及以上母猪的大型规模化养殖仅占28%，按照马云曾说的中国人一年要吃掉6亿头猪的吃法，每年会有4.32亿头生猪从农村散户的猪圈里爬上了中国人的餐桌。

这种养殖模式是否就是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传播的罪魁祸首呢？各界对此有很多争议。

一种观点认为，散户因为生产周期短，管理得当的话，完全可以实现封闭养殖，与外界的病毒隔绝。而且一旦出现疫情，可以马上处理掉，因此这种模式更能减小养殖风险。

有调查显示，在养殖优势区，掌握丰富养猪经验的散户，有些已经15年未发生任何疫情了。而相反的，一旦出现疫情，规模化大场抗疫病和抗风险的各项措施无法及时实施到位，一头猪发病往往会带来指数级感染，损失巨大。

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规模化养殖场饲料用得好，运输和屠宰流程更完备，养殖环境更清洁，设备和管理也更科学，能从根源上更好地防范疾病传播。而散户养殖无法保障每个环节的可控性，用泔水来喂猪的小散户还依然存在。防疫工作数据表明，最初我国由餐厨剩余物喂猪引发的疫情占比高达40%，规模养殖场无疑能够杜绝泔水饲喂，并有效减少交叉污染，严防疫情扩散。仅从非洲猪瘟的传播来看，以散户为主体的养殖模式显然是不利于疫情防控的。

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，就是生猪的调运。从往年的数据来看，我国家庭人均猪肉消费较高的地方集中在京津、长三角、珠三角以及川渝，而生猪的主要产区却在东北、华北、两湖和四川。多年来，主产区向主销区的调运形成了“南猪北养”的模式，特别是跨省间的生猪贸易流通频繁。

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，生猪长距离调运是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，运输车辆如果未经过严格的清洗消毒，就会具有很高的疫情传播风险。而最初发现的35%以上的疫情，都是因异地调运引起的。

在屠宰环节，由于非洲猪瘟病毒的潜伏期较长，屠宰过程中不易发现那些携带病毒的猪体，目前对该病毒最快、最准确的检测手段是活体猪血液快速检测，但每头至少要花费100元，所以从成本上来看，暂时还达不到头头检测的水平，实际操作中往往按比例抽查检测，这就涉及到了概率问题。

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称，当前全球非洲猪瘟防控的难点，在于还没有研发出有效的疫苗。该病毒结构复杂，基因组庞大，病毒编码超过150多种蛋白，其中超过一半的蛋白功能还不清楚，无法从根本上控制病毒的感染和传播，病毒所到之处，生猪产能普遍锐减50%以上。这些都是养猪业所面对的安全和风险问题。

对消费者而言，生猪养殖的产业安全还体现在猪肉的供应和价格上。

我们来看一组数据，今年2月份，我国生猪和母猪存栏量同比减少了16.6%和19.1%，而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同比跌了10.4%。

自去年下半年以来，受疫情的影响，生猪基础产能不断下滑，不论是猪的存栏量还是母猪的存栏量都同比下降。由于调运的限制，生猪调出省如果是疫区，大量屠宰会造成持续亏损，产能淘汰加速，如果是非疫区，猪价也会低迷，补栏放缓。

在生猪调入省，猪肉供给不足猪价上涨，补栏情绪高涨，但是环保政策限制以及养殖产业基础薄弱，补栏量难以弥补产出省的减少量。

与此同时，面对疫情的高风险，养殖户恐慌出栏的情绪很普遍，很多已经在春节前全部出栏，导致2月以后，全国猪源减少。据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显示，从3月8日起，猪肉价格开始回升，环比增加了5.1%，同比增加了2.9%。3月11日到17日的这一周，山东生猪价格大幅走高，环比涨幅超过15%。

尤其是发生疫情的生猪主产区，养殖户和养殖场对疫情的发展情况不确定，迟迟不敢增加养猪和母猪的数量。有些养猪户的资金还未回笼，也不得不降低产能。这也预示着，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出现猪肉市场供给偏紧的现象。

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透露，始于去年8月的这场非洲猪瘟疫情，无异给生猪养殖产业带来了一场“供给侧改革”。如何有效应对非洲猪瘟对产业安全的威胁，抓住机遇调整生猪养殖业供给侧的结构呢？

这不仅是对政府的一次考验，对企业和小农户来说，也是考验。